1951年，在南京的法庭上，一个卖烟的老人正站在死刑架前，突然开口说：“陈赓知道我是谁。”这一句话不仅拯救了他的性命，还揭示了中共特工历史上最神秘的双重间谍故事。
上海滩的花花公子
1919年上海码头上，一个25岁的年轻人拉着行李箱走下轮船，名字叫鲍君甫，刚刚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。这位会说一口流利日语的广东小伙，谁也没想到，日后会变成一位震动政治圈的双重间谍。
鲍君甫很快为自己取了个新名字——杨登瀛。
杨登瀛凭借三招本领，能在上海滩顺风顺水。
一方面，他会日语，可以同时为几家日本报纸撰写稿件，租界里的日本势力都对他挺熟悉。
二是交朋友方面，他请人吃饭从来不在意那点小钱，朋友遇到困难他绝不会袖手旁观，肯定会帮一把。
再说他眼光挺准的，不管是看人还是看事情，都挺准确到位的。
五四运动那天，杨登瀛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，手里举着标语，声音喊得沙哑，眼中燃烧着激情。这个在日本待了十年的年轻人，比谁都更明白帝国主义的真实面貌。
1924年，杨登瀛投身于国民党，那会儿的国民党，还是一个革命性质的党派。
1925年一天下午，杨登瀛在伊文思洋行书店买书碰到了杨剑虹，俩广东老乡一见如故，立马成了无话不谈的兄弟。后来，杨剑虹去了广东，投靠了蒋介石的心腹陈立夫。
四一二那天，杨登瀛亲眼目睹了血腥景象，上海滩满是尸体，他站在南京路上，拳头握得紧紧的。公开斥责蒋介石是刽子手，是民族的败类。
这消息很快传到蒋介石耳朵里，第二天特务就来抓人，幸亏蔡元培、张继等国民党前辈联名帮忙保释。几个月后，杨登瀛再次获得自由，这段经历让他看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。
从国民党特务到红色间谍
1928年2月，杨剑虹从南京回来啦，现在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采访股的总干事，手底下负责上海的特务工作。
老兄，我得请你帮个忙。这新成立的调查科人手紧张，杨剑虹直截了当地说，需要一个靠谱的副手帮忙打理事宜。
杨登瀛有点犹豫，他心里很明白，这份工作意味着啥。
让杨登瀛下决心的，还是陈养山。陈养山看似是国民党中央交通局发行科的科长，实际上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，他经常跑到杨登瀛家里学日语。
那天晚上，陈养山把门敲响了杨登瀛的家门，“听说杨剑虹想拉你加入？”
陈养山压得很低声，说：“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帮你介绍一个人认识。”
几天的傍晚时分，杨登瀛走进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。包厢里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，叫作王庸，实际上就是陈赓。
杨先生，养山跟我说了，你对局势挺有见解的。陈赓直截了当。
咱们盼着你能答应杨剑虹的邀请，也为那真正的革命大业出力。
杨登瀛一下子就明白了，这事儿是让他充当双面间谍的。
杨登瀛一脸郑重地说：“这事儿风险挺大的。”
陈赓的眼神坚决地说：“革命从来都不是请客吃饭。”
那会儿，杨登瀛猛然想起了四一二的那场腥风血雨，他咬紧牙根，说了一句：“我干。”
就在握手的一刹那，中共的第一位双重间谍就这样出现了。
陈赓也不负所愿，在四川北路大德里为杨登瀛开设了个专门的办事处，还配了辆别克轿车。看起来是为了提高杨登瀛的身份，实际上，这里可是中共情报体系中的关键据点哦。
龙潭虎穴中的红色战士
1929年8月24日，上海沪西区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正偷偷召开个会议。忽然，门被用力踢开，国民党军警冲了进来，把五个人全都逮捕了。六天后，彭湃等四个人在龙华遇害。
杨登瀛迅速查清了事情的真相，揭露出告密者是中共军委秘书白鑫。这个家伙为了追求荣华富贵，暗中投靠了国民党。
杨登瀛赶紧把消息告诉了陈赓，说白鑫住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家里，打算偷偷溜走。
中央特科一收到情报，就赶紧安排行动了。11月11日晚上，在法租界的霞飞路上，枪声此起彼伏，白鑫和四个特务护卫当场遇难。
霞飞路上的那阵枪响，把整个上海滩都吓了一跳。
更大的考验还在前头呢。1931年4月，黄第洪从莫斯科训练回来，想找陈赓聊几句，杨登瀛却觉得事情不对劲儿，感觉有点不安的暗示。
他偷偷打听，结果查到黄第洪写给蒋介石的忠诚信，里面明明白白写着要“设计抓捕周恩来”。
杨登瀛当晚赶紧把消息交到中央特科，第二天，周恩来没有按约出现。至于黄第洪，则被“杨登瀛”的名片骗出了住处，在半路上被中央特科给干掉了。
这回，是杨登瀛搭救了周恩来，挡了一劫。
1929年9月，任弼时在上海被抓了，杨登瀛借助自己在租界的关系联络律师，为任弼时辩护清白，几个月过去，任弼时终于被放了。
1931年4月，最紧要关头出现了变故。顾顺章反水，揭露了杨登瀛的真实身份，好在，杨登瀛在国民党内部的人脉帮了大忙，张道藩、陈立夫都觉得他是被错怪的。
杨登瀛虽然侥幸逃过一劫，但双重间谍的黄金时期也算是到头了。
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，杨登瀛把所有的职位都辞了，决定留在城里，他在街头摆了个烟摊，变成了个普通的小贩。
烟摊老人的最后呐喊
1951年春天，62岁的杨登瀛推着小推车卖烟，天一亮就开始摆摊，日头落山才收工回家，这点微薄的收入全靠他们一家人维持生活。
镇反运动一开始，南京市政府就贴出了通知：“在国民党机构有过岗位的人，都得到公安部门登记一下。”
杨登瀛没去，他觉得自己以前为共产党出过力，应该不用登记。
在五月的某个下午，有人爆料：那个卖烟的广东老头，曾经在汪伪政权里混过，是个了不得的特务。
当天晚上，杨登瀛就被逮住了。
审讯室里，杨登瀛一直不说话，不管审讯员怎么追问，他都不肯说出事情的真相。心里明白，一旦开口，许多人的命运都会受到影响。
案件很快就移交到南京市人民法院，由鞠华法官主持了庭审，指控罪名是“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”。
杨登瀛被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
就在即将走向刑场的最后时刻，杨登瀛突然开口了：
我得见陈赓！他能帮我证明身份！
我是在1926年通过陈养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，杨登瀛一边大声说着，一边指着陈赓，说：“陈赓能为我做证！”
法官鞠华感受到事情的紧迫，当晚，南京法院立刻给远在云南的陈赓发了电报。
陈赓一收到电报，马上回电确认：“杨登瀛的确是我党同志，在最危急的时刻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。”
几天之后，杨登瀛又重新获得了自由。
1955年，在陈赓的安排下，南京市公安局每个月给杨登瀛发100元的生活费。到了1956年3月，他被护送到北京去参观，顺便见到了陈赓、陈养山、李克农这些老战友。
1969年12月，杨登瀛在北京因心肌梗死去世。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嘱咐大家：“得好好照料鲍君甫的家人。”
1976年，弥留之际的周恩来叫来罗青长，提到了杨登瀛的名字：
千万别忘了那些在我们党最困难的时刻帮过我们的人……
卖烟的老人那一声最后的呼喊，揭露了中共情报史上一段极为传奇的篇章。在那个变幻莫测的年代里，真正的英雄常常藏身于最普通的面孔之后。
岁月里，我们总会记得那些在阴影中点亮自己，同样也为他人照路的人。
